第六百五十章 暴力未曾失控,所以不是兵变(1 / 2)

有些人阿谀奉承的马屁话听多了,就会觉得自己‘金瞳翠羽与凡殊’,就是和普通的凡人不同。

朕与凡殊,是当初有人在评断朱祁镇在土木堡之战中,‘驻陛欲决战’这个决策的根本动机。

我不知兵,但我就是觉得我这么做是对的,我就要这么做。

最终自己被瓦剌人俘虏,大明京营溃散,大明五十二位高级文官、十六位武将阵亡,包括英国公张辅、户部尚书王佐、兵部尚书邝埜、内阁首辅曹鼐等全部以身殉国。

土木堡之变是因为朱祁镇个人决策失误,导致的悲剧,这个悲剧蔓延到了整个大明,流毒无穷。

林辅成和李贽因为皇帝的真实存在,不敢过分讨论权力对人的异化,而是将其分散到了宗教、金钱之中,但他们还是告诉了皇帝,异化的最后结果就是:我认为我自己,相比较凡人是特殊的存在。

朱翊钧当初因为炎症风暴,重病垂危的时候,想过让解刳院把自己解刳了,以此来确定皇帝和所有人一样,没有什么特殊的。

“马文英是条汉子,从来没有想过要逃避责任。”朱翊钧注意到了马文英这四个把总,都是好汉!

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他说什么,大明朝官个个都是士大夫,说话都好听,大道理一箩筐,民为邦本,喊得震天响,可他们做的事可不好看,评价一个人,一定要看他在做什么。

马文英从头到尾,都没有逃避过哪怕一次责任,无论是自缚在永昌门,还是在牢房里自缢,亦或者是打开城门投降,马文英独自出城。

这都是马文英做的事儿,朱翊钧佩服他,是条铁打的汉子。

说话好听管个屁用,做的事好看才行。

“还是象征性的处罚一下比较好,毕竟是闹饷。”张居正思索了片刻说道:“不如流放倭国吧。”

“确定是惩罚吗?”王崇古立刻开口说道:“马文英流放倭国?他巴不得跑到长崎总督府杀倭寇呢…”

如果让马文英,或者说浙江九营所有军兵选一个,是出巡抗汛,还是到长崎灭倭,九成的军兵都会选后者,张居正这偏心也太明显了些。

“那王次辅找个办法来,总不能发动了兵变,一点处罚没有吧。”张居正两手一摊说道:“那王次辅给个惩罚?”

“好像也没什么能罚的,就流放长崎总督府充军吧。”王崇古盘算了下,还是认同了张居正说的办法。

马文英作为罪首,不能再留在浙江,原因也很简单,他是兵变的头目,他的存在会让浙江地面始终存在兵变的可能,为了地方的稳定度,也要让马文英离开。

“不如这样吧,这九个营进行一次遴选,选锋四千五百人换防至长崎总督府,补充长崎兵力,同样验证海漕总督王宗沐、吏部尚书梁梦龙所言保障海外补给之事。”王崇古提出了一个建议。

浙江九营这4.5万人,不都是少壮,有些已经老弱,毕竟浙江抗倭,已经是嘉靖四十年以前的事儿了,选锋4500人,增派到长崎总督府,就是在一点点锻炼队伍,增强大明在海外的部署能力。

“好。”朱翊钧对这个想法非常认可,这进一步增加了地方的稳定度,同时也让这些锐卒们有用武之地,壮志未酬身先死,或许就是这些军兵们最大的遗憾,同样,也可以有效的减少阴谋论。

马文英、杨廷用、张文远、杨志这四位把总单独去了长崎,很容易被喜欢胡说八道的笔杆子们,写成皇帝要借刀杀人,借倭寇的手杀死不服从管教,闹出兵变的把总们。

但是把总们走还带着了4500人,那谁杀谁,就不一定了,笔杆子也无法如此阴谋论了。

整件事看下来,王崇古说不出将马文英斩首示众的话来。

身怀利器,杀心自起,这是自然之理,九营军兵4.5万人,就这样默默忍受朘剥忍受了这么多年,朝廷起初以为就是驻防杭州的两营被朘剥,但经过阎士选的调查发现,整个九营都在被朘剥。

万历通宝的大钱,在浙江不能通行,因为朝廷没有政策倾斜,大钱数量不足,导致了浙江地面大钱买不到任何的货物,吴善言掌控着这个大钱到松江府买卖的生意。

不是吴善言贪得无厌,用减饷逼迫军兵离开,顺便贪墨这笔银子,恐怕这种朘剥还会继续存在。

不得不说,吴善言真的很大胆,军兵的银子都敢拿。

“浙江方面派谁去?”朱翊钧说起了浙江巡抚的人选问题。

“就让申时行代领一段时间吧,平稳一段时间,再遣巡抚前往。”王崇古给出了一个折中的意见。

申时行是个比较合适的人选,离得近,松江府的事儿也耽误不了,其次申时行是天上人,还是代管,就不会为地方的乡贤缙绅、势要豪右说话,为他们遮掩,问题能够暴露的更加清楚。

“这次九营入城清剿坐寇,一共抓捕帮派人员五千四百余人。”朱翊钧说起了浙江九营的战果,棘手的定性问题搞清楚了,那接下来就该谈到具体问题了。

即城中坐寇,坐寇是相对于流寇而言。

城外有流寇,城中有坐寇,而这些坐寇,都是吴善言、师爷、各地州县养的走狗,这也是九营最恨的一群人,入城之后,就开始对坐寇进行清剿。

“不是,陛下,这就变成入城剿匪了?明明就是兵变啊。”王崇古敏锐的察觉到了皇帝陛下对这件事的定性,从兵变变成了入城清剿坐寇,这话术一变,兵变这么恶性的事件,彻底变了性质。

“不然呢。”朱翊钧十分确信的说道:“不然把这浙江四万五千抗倭志士,全杀了?要不然怎么会有闹饷这种模糊定义呢?”

改变不了事实就改变定义,这是贱儒们惯用的套路,朱翊钧对贱儒十分了解,对他们的手段知之甚详,自然会活学活用。

坏消息,陛下学贱儒那套,好消息,全学会了。

“额,陛下圣明!”王崇古倒是有些无所谓的说道。

闹饷也是兵变,但大明有闹饷的定义,就是不让矛盾进一步激化,要都是兵变,那就要平叛,矛盾进一步激化,谁都体面不了,事情已经闹到了如此的地步,改变一下性质,让事情缓和下来,是一种妥协。

“陛下,兵变应该是暴力失控,臣以为这次浙江九营入城剿匪,不是暴力失控,没有恶意伤害百姓,没有伤及无辜,虽然占领了府州县衙门,但并没有直接干涉政务,也没有杀害朝廷命官,这不是兵变。”张居正对皇帝的定义是十分支持的。

吴善言都活着呢,这算不上兵变。

而且张居正进一步明确了为何不算兵变的原因,因为从头到尾,暴力未曾失控,铤而走险的军兵们,依旧坚守着八个字,上报天子,下救黔首。

上报天子在千年以来,君君臣臣的观念下,很容易理解,但下救黔首这四个字,却是千年以来,第一次出现。

浙江九营很好的遵守了这八个字。

这八个字,的确是戚继光提出的京营建军的军魂,但这八个字,也是长期抗倭斗争中总结的经验。

依靠百姓,就等于在战场上拥有了无数双眼睛,能够获得抗倭的胜利,脱离百姓,无法取得胜利。

“先生讲的很好,谨受教。”朱翊钧看向了张居正,对张居正兵变的定义非常认可。

暴力未曾失控。

九营四万五千军兵,一共抓捕了五千四百人,负隅抵抗者杀,一共杀死了三千余人。

这些坐寇不仅仅是城中帮会,还有一些势要豪右、乡贤缙绅之家的劣绅、劣绅的家丁、诉棍、招摇撞骗的经纪买办,喝兵血的也有这群人,而军兵们重点目标,解决浙江地面所有府州县城内的人牙行。

就是那些四处买卖丁口,尤其是买卖五六岁女童的人牙行,全都被九营军兵们给消灭了,确实是消灭,所有人牙行的人贩子,被就地处决。

因为围城的关系,人牙行所有涉及人员,无一走脱,在城中百姓的配合下,九营军兵将所有人牙行连根拔起。

朱翊钧从阎士选的奏疏、对吴善言一百多条的罪状中,了解到了一个让人胆寒的事实,那就是每年三月出巡抗汛、九月回营的九营军兵家眷,很多孩子都被这些人牙行给拐卖了。

九营出巡,军营就缺了壮丁,所以这些人牙行,一到出巡的日子,就喜欢跑到九营家眷去抱、抢、夺、骗孩子。

九营闹饷、哗营、兵变,对人牙行进行了全面的、彻底的清算!

人牙行背后的东家、掌柜、伙计、经纪、牙人等等,全都被当街斩首示众。

申时行之所以要带着陈天德,就是为了让陈天德这些海防巡检们,对这些斩首示众之人,进行全面的摸排,主要是看看有没有冤屈之人,兵变闹起来,朝廷多少要安抚一下他们的家人。

结果陈天德带着松江府海防巡检,异地办案,用了十五天的时间,将所有被兵变中斩首的人,进行了盘查,发现无一冤屈。

但凡是有一点点可能是冤枉的,是有些疑点的人,九营军兵都选择了收押,所以才抓捕了五千四百人。

这就是暴力没有失控的最直观体现。

已经哗变的军兵,很容易很容易在对等报复的过程中,发现自己拥有利刃,在复仇之时,杀红了眼,而后从报复、复仇,在对金钱的贪欲之下,变成劫掠,从劫掠变成纵兵烧杀抢掠,最后演变成屠杀。

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,人性之恶在不断的放大,最后变成屠城。

浙江九营,已经围困了所有的府城,失控就在弹指之间,但基层军官,把总、千户、百户们,约束了军兵,没有让暴力失控。

所以,不能定性为兵变。

“抓捕的五千四百人里,含劣绅在内,大约要斩首一千二百人。”王崇古汇报了下具体情况。

申时行在杭州府干的最多的事儿就是查案,把那些在兵变中被捕的人,全都查清楚,罪至斩首的就有一千两百人,这些畜生,人人手上沾着百姓的血,光是衙蠹,也就是为非作恶的吏役六百人之多。

“杀!一个不留。”朱翊钧十分确信的说道:“加急查补,争取在年底之前,给浙江百姓一个交待,就在浙江杭州城永昌门外斩首!”

“这一场兵变,至少把万历维新的改革步伐,推进了十年!”

朱翊钧不开玩笑,非常直观的影响是:浙江地面,终于拨云见日,这些个畜生死一死,浙江地面百姓至少能喘口大气,这口气最起码能喘五六年。

而其看不见的深远影响,才是最恐怖的。

大明朝内外,非常直接的感受到了自下而上的力量,没有人会再质疑矛盾说的正确性了,矛盾说立意的根本就是阐述自下而上的力量,无论是对阶级的划分,还是对分配的讨论,都是基于自下而上拥有极为恐怖的力量。

这有助于大明政治制度的改革,大明没有官员胆敢漠视穷民苦力,觉得他们不能怎么样,因为浙江九营已经做出了榜样,把人逼急眼了,攻破府州县,将这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踩在脚底下。

内库烧为锦绣灰,天街踏尽公卿骨,不再是诗句,而是现实。

吴善言被斩首示众后,他这一死,比他一生的贡献都要大。

张居正在兵变的消息传到京师的时候,就十分明确的表示,这动摇不了大明的统治根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