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六十六章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(1 / 2)

大明缺少士农工商的工具书,徐贞明编纂的是一本农书,师承马一龙的徐贞明,编纂的农书主要集中在稻、麦、麻、豆、桑、棉、葛、草料、油物、甘蔗、竹、桐、甘薯和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的种植以及垦荒。

在垦荒一篇,徐贞明对垦荒进行了分类,一种是生荒,就是从无耕种过的土地,另外一种则是熟荒,就是土地因为各种原因荒废了三年以上的荒田。

对于生荒的垦荒工作,徐贞明总结马一龙和自身垦荒经验,给出了一整套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。

对于如何招募百姓,对于懒汉地痞坚决不纳和清汰,评判懒汉地痞的方法,也是多方面的,一来有有司主政的地方官的记工,二来要深入百姓以稽为决,三来百姓自发检举,清汰之后的懒汉和地痞,若是实在无法规劝,屡教不改,则一律送到鸡笼岛上伐木去。

大明对于迁民之事非常熟练,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,曾经大量迁民,已经混到了懒汉和地痞的地步,还不肯好好干活,那就送到鸡笼岛上自生自灭便是。

垦荒第一年田亩半数收成归公仓,之后田亩皆归百姓所有,而第一年半数公仓收成,来年继续招募游民苦作劳力垦荒,这样做到源源不断。

而对于垦荒荒地也有明确标准,首先是无霜期要在一百天以上,而且土质适宜垦殖,土层厚度在十寸以上,要有一定的河渠灌溉、坡度小于25°等等。

对于堆肥,收集人畜粪便等等,如何堆积时采用坑堆法,一层秸秆一层粪尿,持续堆叠,还要用铁钳插孔,时常洒水和插孔,通气,这样堆叠出来的粪料,最高温度能达到七十多度,十到十五天的时间内,就可以让粪料可以形成腐殖。

这些经验和技巧,毫无疑问是生民良方,如果能够贯彻和执行下去,何愁大明不兴?

土地是大明最主要的生产资料,而对土地的大量开垦、有效利用、恢复生产,可以为为大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,同时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,农业生产水平也会稳步提高,表现为育种、播种、选种、施肥、土力维持、农作物产业结构改良、农械等等方面相互进步。

朱翊钧非常希望徐贞明编纂的这本农书,能够推而广之,刊行天下,让百姓们真的能落到口袋里一些实惠,一个最基本的道理,百姓吃饱了,才不会进京敲碎朱翊钧的脑袋。

“有书又有什么用呢?朕给他们刊刻了此书,还是抱着崇古和法三代之上做事,又如何肯践履之实的指导百姓种地呢?别说指导百姓了,上次大司徒演示的淋尖米,就让朕辗转反侧,徒叹奈何。”朱翊钧看着徐贞明写的农书,对着张居正无奈的说道。

自上而下,有一堵叹息之墙,让皇帝的恩泽和这些知识的力量,无法穿过,惠及广众;自下而上,这堵叹息之墙,也阻拦了那些百姓最真切而微弱的声音,无法让皇帝聆听。

做事本就很难,再加上一些风力舆论在其中把水搅得更加浑浊,就更难了。这种风力舆论常见的手段有:错误归因、诉诸大伦、罔顾事实、全面否定、恣意歪曲、恶意夸大、诽谤人身、强调片面、强行附会、二元对立、愚昧崇古、以偏概全等等等。

这就可以部分回答,稽税指挥使骆秉良的一些疑惑,为何清丈利国利民,却被广泛反对,甚至一些百姓都参与其中,为虎作伥。

本来,大明科举取士用人,就是为了破掉这叹息之墙,奈何科举取来的士人,或者本身、或者在长期为官的过程中,成为了权豪的口舌,为权豪奔走疾呼,成为了这一面叹息之墙的砖石。

“陛下太悲观了,大明还是有做事的人,只是需要把他们遴选出来,一点点的改变。”张居正看着那些农书,则是对大明的将来,充满了信心。

这天底下没有地上神国,只有一个个层出不穷的麻烦和矛盾,解决一个矛盾,就会有更多的麻烦,接踵而来。

所以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,道阻且长。

张居正不认为国朝已经败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,大明的新法能够稳步向前,哪怕是能把考成法、清丈还田、振武强军、稽税六册一账、开海海贸这些事儿中一两件保留下来,大明就会焕发出活力来。

汉室江山,代有忠良,历朝历代从来不缺少愿意为了国朝,不惜性命奔波之人,忠,忠于本心、忠于陛下、忠于朝廷、忠于国朝。

大明、国朝到底是什么?对大明人而言,大明就是最大的公,最大的一个集合。

朱翊钧非常赞同张居正的说法,否则张居正和戚继光就不会在朝堂之上了。

朱翊钧自问没什么太大的才能,玩不转了,大不了,就掀桌子!

“先生上次说户部请奏通钱法,户部部议通过了吗?”朱翊钧想起了大司徒上次说要铸钱,大司徒铸钱可不是只铸造铜钱,还有银币,泰西来的八雷亚尔银币,制作不算精美,而且防伪也比较差,制造大明的银币,促进商贸,已经提上了日程。

“不太顺利。”张居正罕见的沉默了下说道:“未能通过部议。”

“主要反对的是什么呢?”朱翊钧眉头一皱,发现问题并不简单。

张居正认真想了想说道:“宝钞局印宝钞,宝源局铸钱,宝钞局隶属于户部,宝源局隶属于工部,虽然大明宝钞已经是废纸了,但是户部诸官还是以为应该印钞,而不是铸钱。”

“这是第一个原因。”

朱翊钧非常能够理解,户部当然不肯将钱的事权,凭白给了工部去,张翰因为吏部事权被剥夺了一部分,跟得了失心疯一样,疯狂的跟张居正作对。

哪怕是铨选官员的权力,实际上还在吏部,就只是禁止姑息而已,可是这糊名草榜,底册填榜的法子,让吏部一下子就从天下第一部,跌落了下来。

“但是钞法已经证明了不并适用大明,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过了。”朱翊钧非常明确的说道,大明宝钞,擦屁股都嫌硬,没人肯收。

纸币,在当下的生产力和生产环境中,没有流通环境。

张居正更加无奈的说道:“洪武十三年宝源局从户部归兵部,洪武二十六年,高皇帝下旨裁撤诸省宝源局,至此铸钱的衙门,只剩下了南衙一家宝源局。”

“迁都北衙后,有南北两个宝源局,但这两个宝源局,一年能铸铜钱两千多万枚,乍一听很多,但其实就只有两万贯罢了。”

“当年高皇帝下旨裁撤宝源局,推行宝钞,是因为铜不够用了,陛下,大明虽然物华天宝应有尽有,但还真的挺缺铜的。”

洪武十三年,随着大明国朝的逐渐稳定,生产恢复,用钱量越来越大,结果各地频繁铜荒,钞法大行其道,但是钞法败坏后,铜荒仍然没有解决之法。

大明就开启了摆烂大法,钱法,没有就没有吧。

如此摆烂到了嘉靖年间,老道士行新政新法,再开滇铜铸钱,但是很快就发现,根本就是杯水车薪,缺铜就是缺铜。

云南滇铜在宋时就已经发现,但是从云南运抵腹地,太过于昂贵了。

在元文宗天历年间,元文宗下旨开矿,滇铜一年不过两千斤,明初在云南设立官厂开矿挖铜,年产不过万余斤,宣德年间废置云南官矿。

嘉靖年间新政钱法铸钱,云南滇铜产量增加到了一年十五万斤,也就是二百四十万两,2400万钱,而一枚嘉靖通宝重1.25钱,一共可以铸钱1920万枚,约为两万贯。

滇铜产量飙升在鞑清朝的雍正年间,从雍正四年起,滇铜的产量一路飙升到了650万斤,而后在乾隆三年达到了历史巅峰的1000万斤。

“铜荒能通过海贸解决吗?”朱翊钧遇事不决就开海。

“短时间内并没什么效果。”张居正摇了摇头,二百四十万两铜等于两万两白银,海面上的船实在是太少了,铜料贸易的利润和风险,还是不对等的。

大明窘境,钞法已经失去了广泛的民意基础,而钱法却因为铜矿的产量和成本,无法大规模的生产,除了缺铜之外,大明也缺银子,大明一年银矿产量不过十万两,6250斤。

户科给事中周良寅就非常反对,这是个赔钱的买卖,朝廷给一两银子,却换不来一贯铜钱,为何要采铜呢?可是朝廷不铸钱,小民用什么呢?

“那先生以为行钞法还是行钱法,看户部衙门也在争吵这个问题。”朱翊钧询问着朝中政令的改动方向。

反正到户部上书的时候,张居正也要贴浮票,不如当面交流。

“陛下,钞法和钱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,而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,钱法要有,钞法也要有,如果将其完全对立来看,就是片面的,有了钱法,才能有钞法,这个相辅相成的过程,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。”张居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。

将钞法和钱法对立去看待,是不符合矛盾说的。

“先生所言如同醍醐灌顶。”朱翊钧颇为肯定的说道:“钱法和钞法对立而统一,果然符合先生的学说,户部的争论,看起来是浪费时间,是对矛盾说掌握的不够充分,思考问题太过于片面导致的。”

“前段时间,朕说以先生注解四书五经为天下官式,推行天下百官熟读矛盾说,先生还不肯。”

“看来,非常有必要。”

钱法是钞法的基础,没有大量的银币铜币,推行钱法就是在竭泽民脂民膏,哪怕是洪武年间规定,一贯钞可以换一两银,但是朝廷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白银兑付,这是钞法败坏的根本,大量滥发,再加上权豪们私刻,最终导致了钞法彻底败坏。

而钞法是钱法补充,在大宗贸易中,动辄几万两白银的贸易,用银币、白银去交易,风险大、周期长而且极其不方便,这也是大明小农经济蜕变的重要阻力。

所以,钱法和钞法不总是对立的,而是对立且统一的辩证关系,如何推行政令,就要考验施政者的能力了。

不是说,下令铸造银币,然后就有了银币,白银从哪里来,银匠从那里来,铸银币采用轧印还是铸造等等,都是要解决的问题。

“陛下谬赞。”张居正清楚的知道,陛下的矛盾说造诣并不差,陛下看待钱法和钞法的态度和他是一致的。

张居正斟酌了一番开口说道:“其实永乐年间,滇铜曾经通过红河入交趾,海运入南衙,但是红河不适合河运,而后云南地方有司,利用长江运输,若是想要扩大滇铜产量,是可行的,责令云南布政司多开铜山便是。”

“一纸政令就可以?”朱翊钧有些不确信的说道。

这不是碧波潭老龙王的女婿九头虫,对着奔波霸说:“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”一样的不切实际吗?

张居正俯首说道:“是的,一纸政令就可以,嘉靖七年的时候,也是一纸政令,在黔国公府的支持下,云南开始开铜山,短短两年,就从万斤,增长到了十五万斤,时至今日,每年有十五万斤滇铜入南衙漕运入京。”

“但是后来朝中反对言利的风力舆论之下,也就止步于此了。”